舞与诗 王晓蓝（美国） 1965年，我从台湾来到美国。从那时开始，美国诗人，后来成为我继父的保罗·安格尔 （Paul Engle）在我的生活和舞蹈艺术的成长中，给予我深远的影响。他代替了我从小就不认识的父亲。 当年，在美国中西部的爱荷华城的初中里，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东方人只有两位，另外一位在美国出生，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说英文。跟其他人的长相不同，四周围环境的陌生，加上语言的隔膜，我感到强烈的与众不同。1965年秋天，安格尔先生（刚开始，我和姐姐叫他“Mr. Engle”，他跟母亲结婚之后，我们叫他“老爹”）送我去离家不远的初中上学。甚至课堂的桌椅也和我以往所熟悉的不同，我乖乖地坐在教室的椅子上，他站在教室门口，不断望着我，这是我的定心丸。第一堂课是科学，一位带了副眼镜、灰头发、背部微弓的男老师出现在课堂的门口，安格尔先生跟他说了几句话，朝我招了招手，那老师望了我一眼，我的眼泪突然簌簌地流下。在那一刻，我感到这美国人比我的亲身父亲还了解我这个东方女孩。 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他让我了解他那一代的美国人如何垦荒，开辟了文艺的新世界。他是一本充满了知识的“百科全书”。在他的行为中我看到一位美国人对人类的关怀。从他那儿我看到什么是具有理想的洞察力与实践。他和母亲，作家聂华苓，把世界带到我的身边。家中的客厅就是世界文化艺术的乐园。中国作家丁玲称呼他“中国的女婿”。我听林怀民提过的“爱荷华精神”，就是指老爹。多年前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死亡，他告诉我伟大的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吐出的最后一个字是“光”。他是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第三代人。母亲选了他诗中的一行，刻在他墓碑上：“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 1978年，“文革”之后，我与父母和姐姐王晓薇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在北京中央芭蕾舞团作第一次现代舞示范，那是我在中国教的第一堂现代舞课，有老爹和母亲的陪伴。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老爹放弃见作家和游览的安排，陪着我去上海歌剧舞剧院教课。那时，中国对现代舞非常陌生，父母的陪伴，不仅为我壮胆，我也很重视他们对我舞蹈艺术的反应，尤其要知道老爹的意见。他是美国总统聘任的国家艺术委员会创始委员，了解美国的艺术，也了解我。 老爹随时随地带着纸和笔。他是个不断思考的人，随时记笔记，灵感会突然的出现。我们经常谈舞，谈诗。有一天，他兴奋地对我说：“我在写捷克的布拉格，写了一句诗‘黑色对这个地方是太淡的颜色。’（Black is too light of a color for this place。）你认为如何？”我反应：“哇！你怎么能够再写第二句？”从这一句诗中，我看到了结构，体会到文字的对比：“黑”与“淡”所产生的强度。这转而成为我编舞上的一个观点。 现代舞不仅是创新，它是一块能吸水的海绵，从各种知识里吸取水份。我的艺术成长中，喝了诗的水。 我用他的诗编过两支舞：《门》和《生命——在不移动的空气中舞动》。他过世的前一年，1990年，爱荷华教育电视台制作了我们合作的一小时节目《舞与诗》。 1989年10月，台北汉艺出版《舞的意象》（Images of Dance），中英对照，是老爹在中国看我教课示范，而为我写的一组诗，香港诗人古苍梧翻译。在前言中他写道：“……一种艺术能形容并揭示另一种艺术么？诗，这些印出来的、无声不动的诗能表露舞者那种细腻、力量、韵律和优美么？……为什么我选择紧凑而整齐的诗的形式来表达我对晓蓝的舞蹈的感受呢？我需要用同样的紧凑来控制我的诗，正如同她创造她自己的舞蹈艺术形式……” 当我读到这组诗的时候，我很惊讶；这位诗人看到的我的舞，比我要大，比舞要广；他看到的舞者是地球上充满生命力的生物。他生前把这组诗作为礼物送给我这东方女儿，这礼物成为我一生永无止境的对艺术追寻的“辞典”。 几个星期前，前玛莎·格雷姆舞团主要演员苏珊·玛克玲在美国西海岸过世。我突然收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加州大学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加州长岛大学舞蹈系代理系主任安迪·维卡的电子邮件：“明天，在苏珊的追悼会上，我会读你父亲的一首诗。这本书是你在我毕业时送给我的礼物。这些年，在我教的即兴课上，我总是用这本诗集。你永远是我的舞蹈的一部份。”老爹写舞蹈的诗，成为舞蹈创意的启发，他继续在发“光”。 诗人写舞蹈的不多。这些诗让我认识舞蹈之外，艺术更深的含义。这里我从《舞的意象》（古苍梧翻译）这本诗集中，选了三首诗： |
